疫情下浮动的人心与过激的防控，往往使得作为个体的感染者，被迫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一旦确诊，随之而来的便是无休止的跟踪、隔离、监控，乃至人人避而远之的舆论压力。这恰是福柯揭示的“普遍的惩罚”，它披上虚假的面具，佯装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紧随旧制度绝对君权的酷刑与审判，一种新的权力策略应运而生——更为统一、规范、普遍、精巧，以应对社会中愈加微妙和散布广泛的目标。福柯颠覆了我们对卢梭的理解，公民既是契约和法律的达成者，也是惩罚的默许者；破坏契约的罪犯既是整个社会的敌人，却也同样参与了加诸其身的惩罚。
这是一个人同整个社会的战争，保全罪犯与保全国家势必水火不容，而惩罚权已经从君主的报复转为对社会的保卫，变得更为可怕。“犯罪观念和惩罚观念必须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
试想庚子种种，每一位公民都在话语和权力的支配下，“参与”了一场全方位、无死角的疫情保卫战。人人“接受”的防疫措施，生命攸关、全防全控、密切追踪、严格封闭等观念的达成，都会在我们被确诊的那一刻，反转为对己身的惩罚。
这场不平等的斗争，看似精准、高效，实则早已弥散成为绵密的技术与恐怖，推波助澜，人心惟危。非但如此，它终将登峰造极，假社会之名宣判个体灵魂的死刑。然无须惊慌，因为我们近身的世界，对这种“普遍的惩罚”，其实从来就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