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自己本不是一个历史观很强的人，但当时只在kindle上粗略读过后便搁置了。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一本好书》，从万历皇帝的视角出发对该书进行了舞台剧式的演绎，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为一个孩子背负的王朝，为一个帝王无奈的抗争。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15年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20年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正如王强老师在混沌大学《历史的凝视》课程中所说的，对过去有意识，对未来有觉知，这似乎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培养历史观，其实是让我们去了解历史的事实与真相，因为历史是时间的证人，是真理的光亮，是记忆的生命，是生活的导师。我们走向历史的同时，也在走向未来。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一直以来，我就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在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作者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
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却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
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
《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
上一篇：党委意见和建议怎么写
下一篇：公司周年庆典致辞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