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者》读后感1500字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著名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开篇这样写道。贫穷、暴力、死亡、军事独裁、叛乱……说起拉丁美洲的苦难，必然绕不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掠夺：15世纪末，自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人首次踏上巴哈马海滩后，这片土地的黄金、白银、咖啡就被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成就另一片大陆的繁华；19世纪初，拉美各国陆续推翻了殖民者的统治，但人们发现，肮脏的旧买卖没有消失，只是以一套稍显文明的说辞——国际分工、国际援助、自由贸易——乔装打扮起来，把拉美卖给了北方的强邻。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拉美的丰饶就是对其自身的诅咒，成功和失败是财富的两面，前者被欧美攫取，后者则交给自己的人民来吞咽。

对帝国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煮沸了20世纪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投身革命：何塞·罗多的《爱丽儿》明确地号召说西语的美洲人团结起来对抗北方的凯列班；墨西哥文化领袖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以强烈的个人魅力聚集起一帮愿意为他牺牲的学生，随时准备从将军们手中夺取政权。

卡斯特罗兄弟与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在古巴大获成功，让无数人更真切地感受到神圣使命的号召与拉美的出路所在；蜚声文坛的墨西哥诗人帕斯、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虽未直接冲进革命的烈火，却都曾与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燃火的20世纪，很难说拉美有过成功的革命，就连最彻底的古巴革命也没能挣脱“血管”被切开的命运。制糖产业是古巴的经济支柱，而美国是其最大的客户。卡斯特罗掌权后，美国减少了古巴的糖配额，古巴只能转头与苏联合作，这等于把栓死自己的绳索交给了另一个北方霸权，负责这些经济事务的格瓦拉毫无经济学知识。

至于其他的革命者，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挫败、流散或转变：巴斯孔塞洛斯集结起一帮学生，自己却临阵脱逃，最终导致几十条年轻的生命吊死在绞索架上；马尔克斯一边讽刺着美国佬的“宫殿”，一边在卡斯特罗为他准备的豪华别墅中品尝朗姆酒和精心烹调的“马孔多龙虾”，而此时的古巴人只能领到很少的配给粮食；帕斯与略萨逐渐远离了左翼革命思潮；格瓦拉得偿所愿地华丽赴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与反主流的象征，却又被马克杯、纪念徽章、文化衫等商品收编到资本之下。

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中指出，拉美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在他看来，上世纪的拉美知识分子希望“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影响”，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却不愿意投入繁琐、缓慢的建设工作，不切实际地奢望用革命来解决一切。这种救赎情怀导源于两个拉美传统：一是天主教对殉难、牺牲的崇敬以及救赎的神圣；二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君主制文化在拉美的延伸，导致了当地人对大家长权力、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迷恋。

同加莱亚诺所代表的“依附理论”（中间的剥削外层的，例如欧美剥削拉美、拉美城市剥削农村）对照来看，克劳泽对拉美苦难的追因诉诸于内。这位研究拉美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出生于1947年，他积极参与到1968年墨西哥城那场激情洋溢的学生、工人运动中，却不愿被归入有左翼倾向的“68一代”。他在《救赎者》中对革命流露出的怀疑态度早在青年时便已产生，一些学者认为他在70年代便转向自由主义，他自己也声称，在那场运动中他追求的是民主。

《救赎者》一书日前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由9篇传记组成，克劳泽借由这几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对拉美思想史做出了梳理，探讨了20世纪拉美革命困境，思索未来的出路。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过邮件采访了克劳泽，作文www.fwwkw.com与他探讨了何为“救赎者”、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试图介入现实所遭遇的矛盾与挫折。

克劳泽认为，拉美救赎者的激情过多，他们中间从未产生过邓小平式的人物，而行动与理念缺一不可，我们要警惕，不能把思想变成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谈及文学的部分，克劳泽表示，马尔克斯的一些小说对权力有“几乎色情的迷恋”，《族长的秋天》是对独裁者“真正的致敬”，他不认同这种道德和政治立场，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尔克斯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同《救赎者》一书相比，克劳泽在采访中对巴斯孔塞洛斯、马尔克斯的批评要柔和得多。